在實現碳中和的進程中，中國面臨發展和減排的兩難局面。我國或許可以借鑒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能源供給、產業消納、金融支持的協同創新發展模式（“煤+鐵路+銀行”、“石油+汽車+資本市場”），大力發展“新能源+電動車+碳市場”，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千載難逢的的歷史性機遇。在碳中和的進程中，作為市場機制，碳市場能夠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經濟效能、能源效率和金融效率。北京綠色交易所十幾年來通過碳交易和綠色金融積極為環境權益定價，為低碳發展賦能，在碳中和、碳交易領域開展實踐創新。我國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動性的、穩定性的且兼具廣度、深度與彈性的碳市場，需要嚴格的立法、嚴謹的量化和嚴肅的定價，需適時增加碳金融主體，引入碳金融產品，完善碳價格形成機制，最大程度地發揮碳市場的價格發現、風險管理與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從而促進解決中國發展和碳中和的兩難問題，實現長周期的經濟增長。
一、機遇與挑戰：中國碳中和面臨發展和減排的兩難
（一）挑戰前所未有
中國碳中和的挑戰源于中國的經濟結構、能源結構與金融結構。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以制造業為主，是世界工廠，第二產業占據了全球制造業產出的28%，領先美國10%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在中國GDP占比也超過40%。
中國的能源結構是“富煤、貧油、少氣”，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先生近期指出，“我國煤炭消費占比仍超過50%，我國單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單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發達國家的2.1倍。
同時，一些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關鍵設備和工藝等仍需要進口，技術綜合集成、產業化與技術轉移推廣能力不足。建立低碳、零碳能源體系，我國仍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另據統計，2020年，中國化石能源占比仍然接近85%，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15%左右。
一般而言，發達國家能源轉型的路徑首先是煤，接著是油和氣，再然后才是新能源，是這樣的能源轉型三階段，2020年，我們石油的對外依存度73%，天然氣對外依存度43%，這都是非常高的，中國的能源轉型只能一步到位轉向新能源，這是很困難的過程。
在經濟結構、能源結構等諸多因素作用下，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2020年能耗折合標準煤近50億噸，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家，2020年碳排放量近100億噸，占全世界碳排放總量的28%，超過了美歐日三大經濟體排放的總和。
此外，據統計，2020年底，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為353.19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銀行業機構總資產為319.74萬億元，證券業機構總資產為10.15萬億元，保險業機構總資產為23.3萬億元。穿透這些巨量金融資產，底層基礎資產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化石能源資產，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根據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資產可能會在2025年到2030年之間發生一次大危機，化石能源資產會大幅度的貶值縮水，特別是以煤炭為代表的資產，例如煤電，未來違約率可能會很高，其風險敞口很大，中國金融機構未來也許會因此而大大地降低收益，增加風險，這就是中國金融在碳中和時代的重大風險。
據統計，歐盟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碳達峰，宣布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從碳達峰至碳中和預計需要60-70年的時間；美國和日本大約在2007—2008年實現碳達峰，同樣宣布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預計需要40多年的時間。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計劃用不到10年的時間實現碳達峰，再經過3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碳中和，毫無疑問，時間緊、任務重。
另外，環境經濟學“庫茲涅茨曲線”闡述了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會出現碳達峰。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先生早在十年前就說過，據統計，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人均GDP約3萬-4萬美元時實現碳達峰。而中國的人均GDP在2020年剛超過1萬美元，按GDP年均增長5%-6%來推算，到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目標時，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剛剛達到2萬美元，即便如此，距離人均GDP3萬-4萬美元還有較大的差距。
在此，我們比較一下中美兩國2020年的發展數據，即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與世界最大發達國家對標。2020年，中國GDP約為美國的70%，人口大約是美國的430%，能源消耗量約為美國的150%，碳排放量約為美國的200%；中國的廣義貨幣發行量（M2）大約是219萬億元，而美國是125萬億元（折合人民幣），中國的M2大約是美國的175%。這一組數字對比充分說明，為了如期實現碳中和，中國的經濟結構、能源結構、金融結構可能都需要優化，中國的經濟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也許都有待提升，這就是發展和減排的兩難。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具有“長期性、結構性、全局性”特點，中國要按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時間緊迫，而且任務繁重。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無疑將是一場硬仗”。
（二）機遇千載難逢
中國碳中和，雖然挑戰前所未有，但機遇也是千載難逢。
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認為，目前全世界正處在以風光新能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并發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回顧歷史，每一次全球工業革命都會開啟一輪技術長周期帶動的經濟增長，大約持續60-100年。比較前兩次工業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供給、產業消納與金融支持的協同創新發展的經濟體系：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形成了“煤+火車+銀行”體系，造就了日不落帝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形成了“石油+汽車+資本市場”的體系，成就了美國超級大國；第三次工業革命可能將形成“新能源+電動車+碳市場”的體系，各國都在爭奪這一體系的主導權。
里夫金認為，中國機會最大！
這是因為，在能源供給側，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世界最大的風光新能源生產體系，2020年風電、光伏新能源裝機總量分別是2.81億、2.53億千瓦，合計5.34億千瓦，而且風光裝機總量2030年要達到12億千瓦，這意味著每年還要新增加6000多億千瓦裝機。中國光伏產業具備全產業鏈的競爭優勢，包括上游硅片、中游電池與電池板以及下游發電站，都有巨大的優勢，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就已經超過神華公司，目前市值五千億。
在能源傳輸側，中國“長距離、大容量、低損耗”的特高壓電網技術成熟，在世界居于領先地位。在能源消費側，我國的新能源汽車與儲能產業發展迅速，據工信部肖亞慶部長宣布，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6年穩居世界第一，累計銷售550萬輛。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團隊分析，美國、歐盟、日本等在碳達峰時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分別是845、423、575輛，中國目前僅有173輛，還有很大的新能源汽車發展空間。中國比亞迪公司去年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車公司，蔚來第六，上汽第十，去年世界前十名汽車市值公司里，中國已經占據3席。
在電池方面，中國鋰離子電池產量世界第一，寧德時代穩居世界首位，今年市值已經達到12000億元人民幣。根據萊特定律，隨著電動車銷量增加，電池價格會進一步下降，從而帶動儲能成本下降和新能源汽車的繼續增加。總之，供給、傳輸與消納，或者說生產、流通與與消費，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新能源產業發展閉環。
另外，在綠色金融方面，我國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綠色信貸市場。截至2020年底，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12萬億元，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約8000億元，居世界第二。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2021年7月開啟的全國碳交易市場年配額近40億噸，規模超過歐盟，居世界首位。
從7月16日開市至7月30日合計11個交易日，全國碳排放配額即CEA累計成交量595.19萬噸，累計成交額2.99億元，平均價格50元，是試點碳價格的兩倍以上，取得了“開門紅”的驕人成績。
當然，接下來如何兼顧價格穩定和持續流動性是個難題。如果我們能夠把碳市場做大做強，既有規模、亦有流動性、且價格反映真實邊際減排成本，將其發展成一個新興的金融市場，可以為中國碳中和促進解決大規模、低成本的長期資金，那么中國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巨大歷史性機遇，通過發展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綠色金融，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依賴，從而實現一個長的技術增長周期。
清華大學與中金公司研究團隊在分別測算后，得出相近的結論：中國實現碳中和與完成能源低碳轉型需要近140萬億元的投資。中國人民銀行易綱行長最近提出：中國碳達峰每年需要2.2萬億元的投資，十年共計22萬億元；從碳達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萬億元投資，30年需要117萬億元投資；碳達峰碳中和兩項合計需要139萬億元投資。這項投資可以促進解決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促進解決發展與減排的兩難矛盾。
二、行動：中國碳市場的定價現狀及問題分析
碳市場制度是解決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經濟手段，可以實現總量控制目標下減排成本最小化，同時有利于經濟高質量增長。碳市場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國發展與減排兩難矛盾，促進中國經濟、能源與金融結構調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場的力量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碳市場是一個選項，能夠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經濟效能、能源效率和資金效率。
一方面，通過碳市場的激勵機制，鼓勵新能源產業或非化石能源產業的發展，發揮減排的正外部性效應；
另一方面，通過碳市場的約束機制，抑制化石能源產業，解決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問題。
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必然需要大量投資，無論電力、交通等行業的碳減排，還是發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資。碳市場的目的就是通過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價格發現引導稀缺資源獲得更優的配置，如果碳交易無法形成公平、合理、有效的價格，碳市場的功能就會大大減弱。
正如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先生所言，碳市場最重要的作用是激勵機制、引導投資與穩定預期，“通過跨多個年度的項目與技術投資，著重改變未來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必然需要大量投資，無論電力、交通等行業的碳減排，還是發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資。吸引這么多的投資，這么多的投資要引導好、激勵好，不釀成大虧空，顯然是大事、難事。大量的投資不可能憑空而來，也不會憑號召就實現，每項投資都需要導向，需要算賬，而算賬必須有依據，需要碳市場給出信號”。
實際上，中國從2005年就開始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當時只是作為賣方參與CDM即清潔發展機制。2011年10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標志著我國碳排放交易正式啟動。從2013年開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廣東省、湖北省、深圳市等七省市陸續開啟了碳排放交易的試點工作，試點區域的人口、GDP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從2013年正式交易到2020年底，我國七省市的碳交易試點已經經歷了7個履約期，七個試點地區總配額超過12億噸，共有2837家重點排放單位、1082家非履約機構與1萬多個自然人參與了交易。截至2021年6月，包括后來加入的福建省，八年八個試點碳市場配額現貨累計成交4.8億噸，八年累計成交金額114億元（約相當于15億歐元），平均交易價格23.75元，平均每年成交量占配額總量約為5%。另外，全國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累計成交2.68億噸。
公平地說，經過多年的發展，相比于其他環境能源類交易市場，中國碳市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當然，試點階段，我國相對獨立的碳交易市場也還存在系統獨立、區域分割、重復投資、重復建設、交易產品不兼容等問題，導致交易規模小，交易價格低，交易流動性差，投融資功能弱，碳交易價格形成機制和資源配置功能都有待完善。
總之，比較中外碳市場，分析中國碳試點的七年歷史，毫無疑問，是否嚴格立法確定總量減排、配額分配方式、核查機制、交易產品屬性、交易規則等是影響中國碳試點發展的重要核心因素。
2021年新年伊始，中國碳交易試點開始走向全國統一。當前全國碳市場僅覆蓋發電行業，進入門檻為2013—2018年中任何一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2.6萬噸當量。全國共有2162家發電企業為重點排放單位，碳市場主管部門根據電廠的發電量及其對應的基準線為企業分配配額。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中國電力行業年度發展報告2020》，2019年中國單位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碳排放約838克/千瓦時。2020年全國火電發電量5.28萬億度，對應的是大約44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火電全行業的碳配額約40億噸，如果按照試點區域5%的配額進入交易平臺，那么全國碳市場的單一年份交易規模就可以達到2億噸。按照50元/噸計算，年交易額可達100億元。
未來，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碳價有可能在試點區域平均價格的基礎上大幅度提高，市場規模有可能達到400億元（以每年2億噸、每噸碳價200元計算）。根據國際權威環保組織EDF美國環保協會預測，2021年中國的碳價格大約是49元/噸，2030年大約是93元/噸，到實現碳中和的時候，也就是到2060年有可能達到167元/噸。
而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團隊，基于中國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情境對未來的碳價進行了預測：“十四五”期間（2021—2025年）8美元至10美元，“十五五”期間（2026—2030年）升至15美元左右，2050年可能達到115美元。這是對中國碳市場價格的不同判斷。
在此，我們可以對比當今世界最大碳市場即歐盟配額交易市場。其覆蓋的排放規模2019年為18.9億噸二氧化碳，其交易量為67.8億噸二氧化碳，交易額為1690億歐元，分別占同期全球碳市場的78%和87%，其配額交易量是配額總量的359%即3.59倍。
2020年，歐盟碳市場碳配額交易量達81億噸二氧化碳，是配額總量的400%多即4倍多，占全球碳交易總量約90%，交易額達到2010億歐元。2021年，全球能源需求逐步上漲，由于歐盟碳市場看漲情緒的高漲和能源市場的提振，歐盟碳價接連刷新紀錄高位，一路飆升至60歐元/噸，期貨成交量突破2.15億噸，平均每天的配額拍賣量為300萬噸。
2021年2月1日，歐洲能源交易所（EEX）的歐盟碳配額（EUA）期貨價格達到33歐元/噸。以煤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800-1000克/千瓦時來計算，煤電機組的碳成本在0.03歐元/度左右，約合人民幣0.235元/度。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目前至中國碳達峰時期，在配額大部分是免費發放的前提下，我國碳價很難突破200元人民幣/噸。2019年，全國單位火電發電量二氧化碳排放約838克/千瓦時。假如以200元/噸的碳價計算，度電碳成本大約是0.1676元。但是，考慮到至少75%的免費碳排放額度，實際上0.1676元的度電碳成本會被均攤掉很多，實際度電碳成本不到0.04元人民幣。
綜上所述，按照市場交易量，或者說流動性、換手率、交易活躍程度來對比，歐盟碳市場2020年碳交易量達到81億噸，是配額總量（約19億-20億噸）的400%多，中國京津滬渝四大直轄市與廣東、湖北、深圳及福建八個區域碳交易試點2013年至2021年6月近8年累計交易量4.8億噸，平均每年交易量6000萬噸，八個試點每年的總配額約12億噸，這樣計算出中國碳試點平均每年的總成交量占配額總量即換手率約為5%，歐盟碳市場換手率大約是中國碳試點市場換手率的80倍（400%：5%）；
按照價格對比，歐盟碳市場去年平均價格24歐元，中國碳試點市場去年平均價格是23.75元人民幣，歐盟當前碳價格是50多歐元（當然價格有浮動），中國全國碳市場開市已經三周了，平均價格也是50多人民幣，兩者基本上相差一個匯率；
如果折合成度電碳成本，即使不考慮配額的拍賣成本，歐盟度電碳價大約也是中國度電碳價的十倍以上。比較中歐碳市場的交易規模、價格與流動性，中國碳市場需要完善科學、合理、有效的價格形成機制，否則，無法實現低成本、高效率促進碳達峰碳中的有效市場功能。
三、案例：北京綠色交易所在碳中和和碳交易領域的實踐創新
北京綠色交易所成立于2008年8月5日，在十幾年的實踐中，通過碳交易和綠色金融積極為環境權益定價，為低碳發展賦能。
（一）開展北京碳強制減排交易試點
自2013年11月28日開市至今，北京碳市場持續穩定運行七年，初步建立起“體系完整、市場規范、交易活躍、監管嚴格”的區域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截至2020年底，北京碳市場各類產品累計成交近6800萬噸，成交額突破19.4億元，碳排放配額年度成交均價始終位于50至70元/噸的區間，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
北京市推行嚴格從緊的配額發放，加大核查力度，并在政策執行上貫徹始終，主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北京碳市場政策法規體系完整。北京市通過地方立法確立了碳排放總量控制、配額管理、碳排放權交易、碳排放報告和第三方核查等基本制度，構建覆蓋碳市場閉環運行全過程的制度政策體系。尤其是北京碳市場的公開市場操作辦法，給了碳價格穩定的預期。價格過高就加大投放，價格過低就開展回購。
二是碳排放數據基礎扎實。圍繞碳排放數據實行了第三方核查機構和核查員的雙備案制度，對碳排放報告實行第三方核查、專家評審、“第四方”核查機構交叉抽查，保障碳排放數據質量，并根據很多行業的先進排放值來量化排放指標。
三是配額分配科學有效。對重點排放單位的既有設施，確定不同行業各年度的控排系數，實現既有設施碳排放量逐年下降。對于新增設施，以國內外先進標準核定新增設施配額。參考國內外各行業先進碳排放水平，發布93個細分行業碳排放強度先進值，強化新增設施排放的約束力。兩種分配方法的結合，避免了經濟下行時按照歷史排放分配方法的配額過剩問題。
與國內其他區域碳市場相比，北京碳市場的碳價較高，趨勢性波動較小，有利于激勵企業重視節能減排工作，形成穩定的減排預期。北京碳市場重點排放單位數量多、范圍廣，截至2020年底，參與北京碳市場交易的企事業單位和投資機構已逾千家。
交易數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碳市場較好地實現了碳價格對節能減排的促進作用。2016—2019年，北京重點碳排放單位的碳強度累計下降了16.5%，進一步驗證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方面的顯著效果。
（二）培育碳中和市場
北京綠色交易所面向會議活動、企業運營管理、金融機構以及個人提供碳中和服務；不斷開發綠色量化減排方法和標準；助推低碳能力建設，協助地方政府完成低碳發展規劃、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碳信息管理系統搭建等工作；在全國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發完成了近百個CCER等自愿減排項目。
在個人碳中和市場方面，2016年，北京綠色交易所開始參與螞蟻金服公司的“螞蟻森林”項目，作為技術開發方，提供了三十多種應用場景的簡單計算方法。截至2020年底，“螞蟻森林”項目累計吸引5.5億用戶，已經種植2億棵樹，種植面積280萬畝，守護樹林面積280平方公里，累計減排1200萬噸。
目前，“螞蟻森林”項目是在個人碳中和領域推進建設低碳社會最成功的案例，獲得了聯合國最高環保榮譽——2019“地球衛士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還授予“螞蟻森林”項目“激勵與行動”類別獎項。“螞蟻森林”項目的成功說明，中國實現碳中和歸根結底取決于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結構調整，推動從綠色投資向綠色消費的轉變。
“螞蟻森林”項目的龐大用戶群顯示，中國有近6億中產階級愿意投入個人碳中和行動，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綠色消費群體。未來，如此大規模的綠色消費群體可以倒逼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流通。
（三）成立碳中和股權投資基金與碳基金
中國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每年資金缺口超萬億元，中國亟須制定更多包括氣候股權投資在內的綠色股權融資激勵政策，以解決綠色債權融資與綠色股權融資不匹配的問題。
北京綠色交易所目前正在聯合有關機構積極推出氣候股權投資基金與碳基金，培育和推廣碳中和商業模式和適用技術，服務地方和國家碳中和遠期目標，以便有效改善當前減排項目資金支持不足的局面，屆時也將在資本市場發揮一定的引領作用。
（四）服務北京綠色金融國際中心建設
2020年9月，國務院批復《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該方案明確提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探索設立全國自愿減排等碳交易中心。未來，北京將在中國人民銀行等國家金融管理部門的指導下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的服務體系，積極申請和創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和綠色金融國際中心，努力探索綠色金融引導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助力中國如期實現碳減排目標，全力建設面向全球的碳市場。
北京綠色交易所未來要對標國際領先的碳市場，積極發展自愿減排交易，探索綠色資產跨境轉讓，同時借鑒國際碳市場中碳期貨、碳期權等成熟經驗，積極發展新型碳金融工具。北京綠色交易所將積極服務支撐北京建設全球綠色金融和可持續金融中心，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綠色金融市場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為中國低成本、高效率促進碳達峰碳中和作出貢獻。
四、對策：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完善中國碳市場定價機制的建議
比較中外碳市場，分析中國碳試點七年的歷史和經驗，是否嚴格立法確定減排總量、配額分配方式、核查機制、交易產品屬性、交易規則等是影響中國碳試點發展的核心要素。毫無疑問，中國碳市場已經取得重大進步，但是仍在六個方面有待完善。
第一，全國碳市場立法尚未完成。目前先后出臺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和碳排放權登記、交易、結算等管理制度，以及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核查等技術規范。但《國務院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尚未完成。
第二，配額總量沒有限制。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碳交易模式不同，中國沒有設定碳排放總量上限，而是建設了一個“排放績效系統”，實際上給了發電企業更多時間以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強度。
第三，配額分配采取免費分配的方式而非有償拍賣的方式。
第四，參與主體類型單一，金融投資機構參與不足。根據發電行業（含其他行業自備電廠）2013—2019年任何一年度排放達到2.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約1萬噸標煤）的標準以及相關碳核查結果，僅2162家企業成為2019—2020年全國碳市場配額管理的重點排放單位。
第五，交易產品單一。目前，全國碳市場的交易產品為碳排放配額，建議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適時增加其他交易產品。
第六，交易規則、交易方式有待完善。碳排放權交易目前可以采取協議轉讓、單向競價或者其他符合規定的更有效率的方式，需要采取更有效措施，發揮全國碳市場引導溫室氣體減排的作用，當然也要防止過度投機的交易行為，維護市場健康發展。
一般而言，市場最重要的三個要素是主體、產品和監管。我國要形成有效性的、流動性的、穩定性的且兼具廣度、深度與彈性的碳市場，完善碳市場的定價機制、反映邊際減排成本、外部性成本或者綜合社會成本，需要三個條件，簡單概括為三個關鍵詞——立法、量化、定價。
首先，立法。這代表了全社會的意志，通過嚴格的立法確定減排總量和配額分配方法，建立嚴格的配套政策體系，是發現真實碳價的第一步。
其次，量化。碳資產是建立在碳排放數據基礎上的虛擬資產，碳市場相對于其他市場更加抽象，企業碳排放數據的真實性、完整性和準確性是碳市場公信力的基石。未來隨著建材、水泥、化工等能源使用更多元、生產流程更復雜、過程排放更多樣的行業納入市場，MRV體系的完善將是碳市場建設需要攻克的重大困難。
建議將目前的碳核查體系在碳排放因子法、質量平衡法基礎之上適時增加以CEMS在線監測為代表的直接測量法，對各個控排行業的排放數據進行直接核查，運用現代物聯網和區塊鏈技術實現更加低成本的檢測比對與核算量化，以達到可比性強、準確性高、實用度高的目的，以建立更加科學嚴謹的數據支撐體系，生態環境部預計中國碳市場2025年將建成碳監測評估體系，屆時，監測網絡范圍和監測要素基本覆蓋，碳源匯評估技術方法基本成熟。
最后，定價。從宏觀和遠期來看，碳價由宏觀經濟、行業發展總體狀況、低碳技術進步決定，碳價理論上應該等于全社會節能減排的平均成本；但從微觀和近期來看，總量與交易（cap and trade）機制下，碳價由碳資產供需情況確定，所謂“長期價格看供給，短期價格看需求”，國際經驗表明，如果總量控制和配額發放方式不合理將造成碳價的大幅波動。
完善碳定價機制需要吸納更加多元化、規模化的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市場主體是指數量足夠多的，具有不同風險偏好、不同預期、不同信息來源的市場主體，只有主體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價格，另外，市場規模要足夠大，兼顧持續性、有序性、成熟性和穩健性。同時要推出更加市場化與金融化的產品，以滿足信用轉換、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等市場基本功能，還需要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監管以促進嚴肅定價。
當然，鑒于中國經濟發展與減排的兩難，鑒于區域發展和產業發展的不平衡，鑒于價格機制的系統性，鑒于碳數據體系的復雜性，我國碳市場建設注定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也許大概率是一場馬拉松。
回顧中國碳市場發展歷史，我們已經經歷了兩個階段，剛好是兩個七年。第一階段是2005—2012年，整整七年的CDM即清潔發展機制階段；第二個階段是2013—2020年，又是整整七年的區域試點階段。今年是全國碳市場的元年，全國碳市場已經開門紅，開市大吉，但可能將處于較長的完善期，即要完善全國碳現貨市場建設，估計也大約需要七八年，也就是說從2021年至2028年左右，可能是全國碳現貨市場階段。
展望未來，王康等專家認為，全國碳市場的擴容與產品的完善將同步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全國碳市場將逐步克服其弱點。十四五期間，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航空這七大行業有序納入，配額總量有望擴容至70億-80億噸/年，納入企業將達到7000-8000家，按照當前碳價水平，未來全國碳市場總資產將有望達到4000-5000億元。
隨著控排企業節能減排意識和碳資產管理意識普遍增強，隨著企業碳管理體系和專業人才隊伍的完善，碳資產將不再僅用于履約，通過金融創新盤活存量碳資產的需求更加旺盛，包括碳遠期、碳互換、碳期權、碳租賃、碳債券、碳資產證券化和碳基金等金融服務將逐步完善。
未來，碳市場向新能源、綜合能源服務等產業傳導價格的機制更加完善，專業碳資產公司、金融機構、個人投資者將可能有序進入碳交易市場，促進碳市場參與主體更加多元，資金聚集效果更加明顯，市場逐步活躍從而形成穩定的正向循環。
今年上半年，易綱行長在中國人民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召開的“綠色金融和氣候政策”高級別研討會上，提出要充分發揮碳市場的價格發現作用，構建碳市場應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機制，推動碳價格充分反映風險，最大化發揮碳價格的激勵約束作用。這些都是積極的舉措，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給予我們完善碳市場的信心。
五、結論：從市場化到國際化，碳市場破解發展和減排的兩難
眾所周知，全世界任何國家排放二氧化碳對地球影響都是一樣的，因此，應對氣候變化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問題，而旨在低成本、高效率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碳市場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國際化市場。
國際金融理論有個經典的“蒙代爾-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匯率穩定、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變量中，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也就是只能選擇兩個目標。這個理論在碳市場可能同樣有效，長期來看，由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權天然具有國際自由流動屬性，如果要保持國內的碳中和產業優勢和低碳政策獨立，則碳價一定會向國際碳市場趨平。
目前歐盟、美國、韓國的碳價都遠遠高于中國碳價，隨著資本市場開放和全方位引進外資，外資也會進入中國碳市場，若干年之后，隨著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不斷深入，NDC即國家自主貢獻相關規則將日趨公平合理，國內外巨大的碳價差異會產生巨大的套利空間，一旦存在套利，價格差就會消除，我們預計未來國內的碳價會與國外大致趨同，到2050年前后，全球的碳交易市場有望大致形成一體化，這可能是一價定律、要素價格趨同理論等經濟規律在碳市場的使然。
另外，今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決議，計劃征收碳關稅。一旦2023年以后碳關稅正式啟動實施，歐盟將對進口商品的含碳量進行征稅。基于歐洲碳價與他國或者地區碳價的差值計算碳關稅的機理，國際碳市場也有望在未來實現逐步連通、各國與地區的碳價有望走向趨同，這也會促使我國的碳價上漲。
總而言之，中國碳中和“挑戰前所未有，機遇千載難逢”。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家，最大的碳排放國家，我國的碳中和進程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但是，我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國家，擁有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這同樣也是我國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
而且，我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綠色信貸市場和最大規模的碳市場，如果進一步做大做強市場化、國際化的綠色金融與碳市場，就可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抓住這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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