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迄今還沒有一個經濟現象能和工業化相提并論。工業化雖然只有二三百年的歷史，創造的物質財富卻大大超過以往各個時代的總和。中國工業化的成就更是令世人驚嘆：僅用短短幾十年時間就建成體系完整、產能巨大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成功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均要求推進新型工業化。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立足新發展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形成新發展格局，既是對過往工業化的繼承，又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實現路徑。
一、工業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重要途徑
工業化與現代化密不可分，現代化是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過程，重要動力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革。換言之，現代化是由工業化驅動的向現代社會變遷過程。先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時間雖然不盡相同，但都通過工業化實現了現代化。因此，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完善現代化動力機制，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既遵循工業化內在規律，又結合基本國情和時代背景，經過不懈探索，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提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后來“一五”計劃提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不放松農業、輕工業。1954年9月，毛澤東同志宣布：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964年12月，周恩來同志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并提出兩步走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指出，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必須看到：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指出，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1987年黨的十三大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不僅明確了實現現代化的分階段目標，還以人民切身感受的生活水平（溫飽-小康-富裕）作為現代化的發展階段。
十六大提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實現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科技含量高，是要發揮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經濟效益好，是要從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鋪攤子、追求數量增長轉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資源消耗低，要求堅持資源開發和節約并舉，把節約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少，要求注重從源頭上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避免走傳統工業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要處理好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通過教育和培訓增強勞動力的能力，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全球視野和戰略眼光，對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定要有正確的戰略選擇，我國是個大國，必須發展實體經濟，不斷推進工業現代化、提高制造業水平，不能脫實向虛。我國緊緊抓住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技術進步和產業轉移等歷史機遇，有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和升級，建成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包括汽車、電腦在內的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首位，實現了工業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成功步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
2017年，黨的十九大繪就了兩個階段目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藍圖，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是建設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內容。隨著2020年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國將從基本實現工業化向全面實現工業化邁進。2030年我國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制造業占比、人口城鎮化率、非農就業占比等指標都將處于后工業化階段。按照“中國制造2025”規劃，到2035年制造業將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的中等水平。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將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化國家，是近代以來多少仁人志士想實現而沒有實現的夢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這個夢想必將變成現實。
二、我國新型工業化的挑戰與面臨的全新形勢
在充分肯定我國工業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要求，我國工業化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面臨全新的形勢。傳統工業化模式強調資源和生產要素稟賦，充分發揮低成本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優勢。而進入新時代，我們亟需實現要從全球產業分工的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的轉型升級。
一是整體生產要素水平較低。總體上看，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資源與初級勞動投入，在產業分工價值鏈中的位置不高，無論是產品定價還是品牌價值。在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鋼鐵、石化化工、建材等行業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在國際市場缺乏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權。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等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的現象較為嚴重。
二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不平衡。近年來，我國面臨實體經濟結構失衡、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等矛盾和問題，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有所降低。與此同時，實體經濟整體供給質量不高，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供給不足，無法有效滿足城鄉居民消費升級需求，購買國外優質產品成為居民出國旅游的安排之一，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三是創新能力和高端產業發展不充分。產業數字化轉型滯后，雖然在電子商務、線上支付等領域較為先進，但在生產領域明顯滯后于發達國家，特別是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發展不盡如人意，相關行業營業收入、研究投入等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存在較大差距，高級生產要素尤其是與數字經濟相匹配的人才、關鍵技術不足問題較為突出，一些重要裝備幾乎全要依賴進口，新冠疫情帶來的供應鏈斷裂成為企業的心頭之“痛”。
四是區域工業發展總體上不平衡。我國工業化水平總體上呈現東部、中部、西部梯次降低的情形。上海、北京、天津、粵港澳大灣區等步入后工業化階段，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上處于工業化中期。一段時期以來，“退二進三”“騰籠換鳥”成為一些地方領導的“口頭禪”。結果是二產退了、居民收入也降低了；“籠子騰出來了，鳥卻沒有進來”。因此，產業轉型升級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基于二產延伸三產，“退二優二”并舉。“無中生有”也不能“一廂情愿”，而要取決于地方發展定位和招商引資能力等因素。
五是工業化快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匹配。雖然我國一直倡導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工業化道路，但在一段時間內，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運輸結構偏路、住房高層為主的現象突出；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薄弱，能源轉型明顯滯后于產業結構轉型，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不僅帶有普遍性，也成為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制約因素。
與此同時，我國新型工業化面臨全新的內外部形勢，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可使我們跨越“卡夫丁峽谷”。馬克思在經典著作中系統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得益于工業革命的推動。發達國家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先進的工業生產方式導致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并造成環境污染。馬克思指出，必須賦予工業生產以社會主義性質，實現健康的、無愧于人本性的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下追求社會生產的發展。19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理論，即東方落后國家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波折，而享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對于我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避免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跨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戰略意義。
二是技術進步，可以促進新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新型工業化帶來難得的歷史機遇，將實現研發設計、原材料供應、加工制造和產品銷售等工業生產全過程的精準協同、生產資源優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將網絡協同制造、遠程運維服務、環境數據感知等數字技術與能源監測管理結合起來，可實現工業生產節能增效和能源管理智能化。同時，利用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可以改善資源回收利用方式。諸多工業企業承擔起資源回收責任，創新了“互聯網+”回收利用模式，建立了高效、規范的回收體系，這對于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協同轉型升級大有裨益。
三是順應綠色低碳的國際潮流，為新型工業化開辟新途。隨著“創新、綠色、智能”的浪潮席卷全球，可以實現工廠、園區、供應鏈、產品的生命周期全流程覆蓋。我國向國際社會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成為新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考量，是質量、能效、環保等標準外的又一個重要政策導向。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現代經濟體系中，工業企業要加速推進綠色制造與智能制造融合，實現從傳統制造向綠色智能工廠轉型、從工業園區向綠色智能園區轉型、從傳統產業供應鏈向綠色智能供應鏈轉型、從傳統工業產品開發向綠色智能產品和服務轉型。
四是俄烏沖突及我國多發散發的新冠疫情，給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帶來極大挑戰，也為新型工業化提出了新要求、新方向。新時代推進新型工業化必須順應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大趨勢，改變過去一味追求規模和速度的思路，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由制造業價值鏈的中低端邁向價值鏈的中高端，從傳統邁向自動化智能化，不斷提升制造業的技術、標準、質量、效率、效益和競爭力。
三、新型工業化的發展路徑與促進建議
（一）應加強頂層設計，梳理產業轉型升級方向
要堅持改革思維，堅持系統協同推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設新型工業化必須的各類基礎設施，包括新基建、公用技術裝備。推動科學基礎研究、核心技術研發和產業發展的有機鏈接，切實加強產學研用合作，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聯合研發中心。推動機制體制創新，培育創新環境，政府要加強宏觀引導和政策支持，企業要提高自主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產業轉型升級體現在U型價值鏈曲線上，要提升底部、延伸兩端、替代先行。提升底部要增加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創造品牌；向左延伸要擁有更多專利、知識產權和企業標準，吸引科研院所進行技術創新，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部署資金鏈；向右端延伸要緊盯市場、占有市場，提供更多市場服務，提升產業競爭力。產品升級可從進口(境外輸入均是)替代做起，從配套做起，緩解技術和產品“卡脖子”制約。通過生產智能化、分工網絡化、產品定制化、過程綠色化，提高工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步伐，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二）堅持創新驅動，推動高質量的新型工業化
要加快突破若干重要戰略性行業的重大關鍵共性技術、核心零部件生產，以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技術，增強系統集成能力、基礎配套能力和標準制定能力；加快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的滲透，帶動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技術革命，著力推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推動智能化、數字化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盡快轉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的增長方式軌道上來；著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使之盡快成為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的排頭兵。要堅持“四個面向”，重視并堅持市場導向，研發并推廣應用成本低、效益高、減排效果明顯、安全可控、應用前景廣闊的綠色低碳技術，搶占創新制高點、把握主動權。要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互動、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的融合互動、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互動，努力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戰略目標。
（三）堅持綠色發展，繪就新型工業化的底色
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鑒于能源、環境和氣候的同源性，應推動煤炭清潔高效安全低碳利用，發展規模化儲能、智能電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氫能技術，積極發展電動汽車、高速鐵路、智能家居等新型電氣化技術和設備。要將綠色設計、綠色技術工藝、綠色生產、綠色管理、綠色供應鏈、綠色就業貫穿于產品全生命周期之中，在保障供應、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控制風險等方面獲得效益，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發展綠色制造，開發綠色產品、建設綠色園區和工廠、打造綠色供應鏈，壯大綠色企業、強化綠色低碳監管，從根本上摒棄傳統工業化過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物和高碳排放。發展清潔生產產業，構建現代綠色制造體系，提高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比重，實現工業的綠色低碳發展。把可持續發展融入企業戰略與運營管理，并與安全、質量、節能、環保、降碳等措施有機結合，以供應鏈創新與變革推動企業管理創新與變革、行業發展變革，構建客戶、企業、供應商組成的產業生態，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生態文明不斷進步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建立健全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和科技創新平臺，不斷提高碳生產力。
（四）推動循環發展，不斷提高資源效率和效益
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推動循環發展的大背景，要將物質、人才、資金、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有效連接起來。循環經濟一頭連著資源，一頭連著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措施。西方國家工業化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過程。實踐證明，“末端治理”是費而不惠的措施，只有采取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末端治理結合的措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僅可以變廢為寶、化害為利，起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作用，還能有效改善環境質量，要發展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質量型、氣候友好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從重點行業清潔生產、園區循環化發展、資源綜合利用、城市廢棄物協同處置等方面著手，完善廢舊物資回收網絡、提高再生資源加工利用水平、規范二手商品交易市場、促進再制造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農林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廢舊農用物資回收利用和循環農業發展，形成循環型生產方式。工業增加了光彩奪目的產品供應，居民消費升級創造了需求；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既要推動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格局，加快人口市民化；又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城鄉關系，實現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互相促進、齊頭并進。
（五）堅持開放發展，共建綠色“一帶一路”
新冠疫情的多發散發以及俄烏沖突，暴露了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隱患，必須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國內國外循環相互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著力破除阻礙我國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發展層次和水平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現代化強國建設提供不竭動力。世界的發展極不平衡，一些國家早已走完工業化進程，一些國家尚未完成工業化，一些國家尚未開始大規模工業化。要將我國的新型工業化放在全球經濟分工合作中加以考量，始終堅持開放發展、共贏發展，努力推進比較優勢不斷提高、產業分工不斷完善和合作共贏不斷增強的新型工業化。要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與交流，提高全球價值鏈的包容性和分工效率；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既向他們提供中國技術、中國經驗，又增強我國要素資源優勢。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要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深化產業開放合作，使工業化過程成為中國企業提升全球競爭力過程，為全球文明貢獻中國智慧中國范例。
（六）加強體制機制創新，形成新型工業化的合力
新型工業化并非工業領域的單打獨斗，而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是生產要素、資源環境與生產方式系統性、整體性變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數字經濟將改變產業范式、產業組織形態乃至發展規律，從而為經濟理論和實踐提出新的挑戰。從理論看，傳統工業化創造了物質財富，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變化可以分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但對后工業化階段的產業如何發展并沒有描繪。從實踐看，新型工業化中仍有許多問題，如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保護等，要通過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標準等予以保障，要通過設立新的基礎制度和標準加以規范。從各國經驗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影響下，衡量制造業水平的標準和反映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正在重塑。要將我國建設成為制造強國必須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擴大工業產品的需求空間，以滿足消費者的個性需求，顯著降低企業集設計、生產、銷售于一體的生產成本，以免傳統工業化后期的產能過剩和產業外遷帶來產業空心化，并形成以人為中心的服務型制造發展模式。要從制約工業發展的主要瓶頸入手，從供給側效率提升短板入手，加快推動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的協同，推進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七）發揮兩手作用，提升我國工業在全球分工價值鏈的定位
從價值鏈上看，我國的工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下游，面臨歐盟、日本強大的制造能力和美國工業標準控制能力等的雙重擠壓。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危機之后，世界產業分工面臨第三次轉型，為我國工業發展提供了補齊短板、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機遇。要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升級，建設制造強國；加強人才、技術和標準管理，引導和支持制造業從主要提供產品向既提供產品又提供服務轉變。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新型工業化各環節全過程，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發揮政府與市場兩手作用，圍繞工業發展的重點、難點和堵點問題進行突破，以創新為導向，以推動工業走向國際分工中高端和保障消費者權益為兩輪，引導國際合作向更大規模、更廣領域、更高層次發展，積極主動融入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努力在國際分工中占據更加有利的位置，在合作中提升產業自主發展能力與核心競爭力。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政府應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對于新興產業和新業態，要發揮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的作用，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產業升級的動力是市場需求，這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直強調的“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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