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萬眾期待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開市,長達7年的全國碳市場建設開花結果。首批2000多家電力企業將上線交易,總碳排放量超過40億噸二氧化碳,意味著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形成。
北京綠色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在《北大金融評論》上發文指出,碳市場制度是解決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經濟手段,可以實現總量控制目標下減排成本最小化,同時有利于經濟高質量增長。我國要形成更加有效的、流動的、穩定的而且具備廣度、深度與彈性的碳市場,需要三個條件,簡單總結為三個關鍵詞——立法、量化、定價。本文即將刊登于《北大金融評論》第8期。
本期刊物還刊登了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創院院長、卓越教授,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張中祥,深圳排放權交易所副總經理林殷等對于全國碳市場建設的精彩觀點,不容錯過。
中國面臨發展和減碳的平衡
國際比較看,歐盟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碳達峰,宣布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從碳達峰至碳中和預計需要60-70年的時間;美國和日本大約在2007年實現碳達峰,同樣宣布將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預計需要40多年的時間。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計劃在2030年碳達峰后只經過3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碳中和,任務非常艱巨。美國、日本的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和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均出現在人均GDP超過3.5萬美元之后,其中美國2007年人均GDP為4.35萬美元,日本2007年人均GDP為3.72萬美元,英國、德國、法國在溫室氣體排放峰值年份相對應的人均GDP分別為2.55萬美元、2.79萬美元及2.81萬美元,而中國的人均GDP在2020年剛超過1萬美元,按GDP年均增長5%-6%來推算,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目標時,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剛剛達到2萬美元,距離發達國家碳達峰時的人均GDP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中國在實現減碳重任的同時還面臨發展重任。有一種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有一個“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的宏觀經濟不可能三角,考驗宏觀經濟調控的多目標協調與權衡。這三個目標在碳中和背景下意味著“中高速增長、綠色供應和物價穩定”的大宗商品不可能三角,要實現碳中和,就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和綠色供應,意味著碳中和會給宏觀經濟帶來物價上漲的潛在風險,這也是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在內的一批經濟專家所警示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家,2020年的能耗折合標準煤近50億噸。中國的能源結構是“富煤、貧油、少氣”,中國氣候事務特使解振華主任近期指出,“我國煤炭消費占比仍超過50%,我國單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單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發達國家的2.1倍。同時,一些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關鍵設備和工藝等仍需要進口,技術綜合集成、產業化與技術轉移推廣能力不足!标P于能源或者電力產業發展,也有一個不可能三角即“低成本、清潔環保與安全穩定”,能源結構從某種程度也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結構,現有技術條件下,中國能源的低碳轉型同樣面臨巨大挑戰。
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家。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近100億噸,占全世界碳排放總量的近30%。此外,中國金融機構以間接融資即銀行業為主,而且主要的金融資產都與化石能源資產密切相關,資產擱淺風險極大,中國的金融效率也有待提升,這是減碳面臨的不利宏觀經濟條件。
總之,正是因為氣候變化問題具有“長期性、結構性、全局性”特點,中國要按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時間緊迫,而且任務繁重。
“能源+產業+綠色金融”碳中和體系是破解“發展-減碳”兩難的創舉
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認為,目前是以風光等新能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并發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回顧歷史,每一次全球工業革命都會開啟一輪技術長周期帶動的經濟增長,大約持續60-100年,比較前兩次工業革命,都形成了能源、產業和金融協同發展的經濟體系: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形成了“煤+火車+銀行”體系,成長為日不落帝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形成了“石油+汽車+資本市場”的體系,成長為超級大國,第三次工業革命可能將形成“風光新能源+電動車+碳市場”的體系,各國都在爭奪這一體系的主導權。
在能源供給環節,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世界最大的風光新能源生產體系,2020年風電、光伏新能源裝機總量分別是2.81億、2.53億千瓦,合計5.34億千瓦,風光裝機總量2030年要達到12億千瓦。中國光伏產業具備全產業鏈的競爭優勢,包括上游硅片、中游電池板與下游發電站,都有巨大的優勢,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已經超過神華公司。在能源傳輸側,中國“長距離、大容量、低損耗”的特高壓電網技術成熟,在世界居于領先地位。在能源消費側,我國的新能源汽車與儲能產業發展迅速,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6年穩居世界第一,累計銷售550萬輛,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團隊分析,美國、歐盟、日本等在碳達峰時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分別是845、423、575輛,中國目前僅有173輛,還有很大的新能源汽車發展空間。中國比亞迪公司去年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車公司,蔚來第六,上汽第十,去年世界前十名汽車市值公司里,中國已經占據3席。在電池方面,中國鋰離子電池產量世界第一,寧德時代穩居世界首位,根據萊特定律,隨著電動車銷量增加,電池價格會進一步下降,從而帶動儲能成本下降和新能源汽車的繼續增加。
在綠色金融和碳市場領域,我國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綠色信貸市場。截至2020年底,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12萬億元,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約8000億元,居世界第二。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即將開啟的全國電力碳交易市場年配額近40億噸,規模將超過歐盟,居世界首位。
在本次工業革命中,按照劉世錦副主任的觀點,中國已經具備了成本優勢、市場優勢、技術優勢與政策優勢,而發達國家必須達到峰值后再替換,有沉沒成本與重置成本,我們提早轉型,成本低。據中國人民銀行易綱行長最近提出:中國碳達峰每年需要2.2萬億元的投資,十年共計22萬億元;從碳達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萬億元投資,30年需要117萬億元投資;碳達峰碳中和兩項合計需要139萬億元投資。這項投資可以促進解決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促進解決中國發展與減碳的兩難矛盾。
碳市場的現有定價機制是實現碳中和體系的有效經濟手段
碳市場制度是解決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經濟手段,可以實現總量控制目標下減排成本最小化,同時有利于經濟高質量增長。碳市場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國發展與減碳兩難矛盾,促進中國能源、產業和金融結構調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場的力量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碳市場是一個選項,能夠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經濟效能、能源效率和資金效率。一方面,通過碳市場的激勵機制,鼓勵新能源產業或非化石能源產業的發展,解決減排的正外部性問題;另一方面,通過碳市場的約束機制,抑制化石能源產業,解決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問題。
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必然需要大量投資,無論電力、交通等行業的碳減排,還是發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資。周小川提出,“吸引這么多的投資,要引導好、激勵好,不釀成大虧空,顯然是大事、難事。大量的投資不可能憑空而來,也不會憑號召就實現,每項投資都需要導向,需要算賬,而算賬必須有依據,需要一個有效的碳價格信號”。碳市場的目的是通過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價格發現引導稀缺資源獲得更好的配置,如果碳交易無法形成公平、合理、有效的價格,碳市場的功能就會大大減弱。
一條更加陡峭的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即環境經濟學中的“庫茲涅茨曲線”,是達到碳達峰實現碳排放曲線拐點的統計學規律,這一統計規律是建立在化石能源技術前提下的排放路徑,中國的實際排放由于能源技術的變革,會超越碳排放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這一路徑。
中國碳排放路徑是由中國特有的供給結構、需求結構、要素結構決定的,只有能源技術的變革突破現有的能源供給結構制約,才可以打破宏觀經濟“發展、結構和物價穩定”的不可能三角。目前我國的光伏和陸上風電技術已經可以實現與化石能源電力的成本相同,這是破解發展和減排兩難的法寶。由于新能源技術的快速進步,中國會加速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也就是中國的碳排放庫茲涅茨曲線會更陡峭,對比國際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庫茲涅茨曲線,中國在人均GDP約2萬美元的水平實現碳達峰是可能的。

碳市場的一價定律支撐形成有效碳價
國際金融中有個經典的“蒙代爾-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匯率穩定、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變量中,一個國家只能選擇兩個目標。這個理論在碳市場同樣有效,長期來看,由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權天然具有國際自由流動屬性,如果要保持國內的碳中和產業優勢和低碳政策獨立,則碳價一定會向國際碳市場趨平。目前歐盟、美國、韓國的碳價都遠遠高于中國碳價,按照目前價格對比,歐洲度電碳價大約是中國度電碳價的十倍以上。有專家認為,中國碳市場以當前平均23.5元/噸的價格水平很難起到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價格發現的作用,無法成為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的有效市場機制。長遠看,中國碳價必然要打破目前的低估狀態。
隨著資本市場開放和全方位引進外資,外資也會進入中國碳市場,國內外巨大的碳價差異會產生巨大的套利空間,一旦存在套利,價格差就會消除,這是一價定律在碳市場的使然。
碳價等于排放的綜合社會成本,需要全社會參與碳定價發現真實價格
我國要形成更加有效的、流動的、穩定的而且具備廣度、深度與彈性的碳市場,需要三個條件,簡單總結為三個關鍵詞——立法、量化、定價。首先,立法代表了全社會的意志,通過嚴格的立法確定減排總量和配額分配方法,建立嚴格的配套政策體系,是發現真實碳價的第一步。其次,嚴謹量化和披露是實現社會成本的保障,也是開展透明和包容監管的前提。對各個行業的排放數據進行核查,運用現代物流網和區塊鏈技術實現更加低成本的核算量化,建立更加科學透明的數據支撐體系。最后,定價方面,要吸納更加多元化(具有不同風險偏好、不同預期、不同信息來源)、規;膮⑴c主體,只有主體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價格。同時要推出更加市場化與金融化的產品,還有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監管以促進嚴肅定價。
如何從100億噸碳排放實現碳中和?中國碳市場需要九個轉向
如何讓碳交易市場發揮定價功能、反映邊際減排成本、反映其外部性成本或者說是綜合社會成本?這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又極其重要的問題。比較中外碳市場,分析中國碳試點七年的歷史和經驗,嚴格立法確定減排總量、配額分配方式、核查機制、交易產品屬性、交易規則等是影響中國碳試點發展的核心要素。
我們認為,需要一個有效性、流動性、穩定性,具備廣度、深度和彈性,能夠反映邊際減排成本和外部性成本或者說綜合社會成本的碳市場。為此,需要有“嚴格的立法、嚴謹的量化、嚴肅的定價”,而這些功能的實現,中國碳市場需要九個轉向:
一是減排總量控制。從目前比較軟約束的減排轉向更強力度的硬約束減排或者說總量減排。
二是碳核算核查方法。從碳排放因子法、質量平衡法轉向適時增加以CEMS在線監測為代表的直接測量法,以達到可比性強、準確性高、實用度高的目的。預計中國碳市場2025年將建成碳監測評估體系,屆時,監測網絡范圍和監測要素基本覆蓋,碳源匯評估技術方法基本成熟。
三是市場主體。從控排企業為主體轉向控排企業、非控排企業、金融機構、中介機構、個人并重的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具體是指需要有數量足夠多的、且具有不同風險偏好、不同預期、不同信息來源的市場主體,只有主體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合理并能夠反映邊際減排成本與外部性成本或者綜合社會成本的碳價格。
四是產品。從現貨為主轉向現貨、期貨、衍生品并重,因為碳市場需要滿足信用轉換、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等市場基本功能,這就意味著碳市場能夠提供足夠豐富的多層次產品,不僅包括碳排放權的現貨交易,而且包括更多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提供期權、掉期、遠期、期貨以及其他與金融產品密切相關的一系列服務,如抵質押、資產證券化、擔保、再融資等,幫助履約企業和投資者實現跨期貼現、套期保值、合理套利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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